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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安城公司诉中国政府投资条约仲裁案评析

时间:2017-3-20 7:27:13   作者:   来源:   阅读:269   评论:0
内容摘要:韩国安城公司诉中国政府投资条约仲裁案评析发布时间: 2017-03-13 10:44:51 作者:杨卫东 来源: 阳光时代法律观察 --> 我要评论()摘要:作者:浙江阳光时代律师事务所ERE研究中心杨卫东博士来源:阳光时代法律观察(微信号:sunshinelaw)  【原文按】韩国安城公司与我国地方政府签订...
 

韩国安城公司诉中国政府投资条约仲裁案评析

发布时间: 2017-03-13 10:44:51   作者:杨卫东   来源: 阳光时代法律观察   我要评论()
摘要:

 

作者:浙江阳光时代律师事务所ERE研究中心杨卫东博士

来源: 阳光时代法律观察(微信号:sunshinelaw) 

 

  【原文按】韩国安城公司与我国地方政府签订投资协议,后因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变化,导致地方政府不能全面履行投资协议,安城公司申请ICSID仲裁。我国政府利用ICSID仲裁规则中的初步反对制度,成功说服仲裁庭决定安城公司的仲裁请求“显然不具法律价值”,并据此裁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今天,阳光所ERE研究中心杨卫东博士为您评析此案,欢迎大家留言与讨论。


  据商务部统计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对外缔结了132个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其中103个已经生效,但自华盛顿公约1993年对我国生效20余年来,作为全球利用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被外国投资者申请至ICSID仲裁的案件仅有两起,第一起是Ekran Berhad案(Case No. ARB/11/15),该案并未进入实体审理程序而结案,第二起即是刚刚公布裁决报告的韩国安城公司案(Case No. ARB/14/25),该案仲裁庭驳回了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在ICSID仲裁实践中,裁决驳回申请人全部仲裁请求的案件并不多,特别是在当前中韩关系敏感时期,尤其引人关注。

  一、双方争议焦点

  仲裁庭审理认定的事实如下:

  2006年12月12日,韩国安城公司(以下简称“申请人”)与江苏省射阳港口产业园区管委会(以下简称“管委会”)签订关于高尔夫球场及豪华附属设施开发的投资协议,项目分两期进行,用地共计3000亩(一二期工程各用地1500亩)。项目动工建设不久,我国房地产开发政策发生变化,管委会表示不能按照投资协议约定的价格向申请人提供一期工程所需300亩土地,要求其公开竞买。一期工程竣工后,管委会未及时提供二期用地。申请人于2011年10月将项目低价转让给了一家中国公司。2014年10月7日,申请人根据中韩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以下简称“中韩BIT”)向ICSID申请仲裁。

  2016年9月15日,我国政府根据ICSID仲裁规则第41(5)条,在首次开庭审理(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tribunal)前提出了初步反对意见(preliminary objection,所谓Rule 41(5)Objection),认为申请人申请仲裁的时间超过了中韩BIT第9(7)条规定的3年仲裁时效,且中韩BIT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不适用于仲裁时效,其仲裁请求显然不具法律价值(manifestly without legal merit),应当予以驳回。申请人答辩称其在知道损害后的2年半时间内向我国政府提交了意向通知(notice of intent),并未超过仲裁时效,即使超过,其有权援引中韩BIT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较长的仲裁时效。

  概而言之,双方的争议焦点集中在:(一)超过仲裁时效的仲裁请求是否构成“显然不具法律价值”?(二)最惠国待遇条款是否适用于仲裁时效问题?

  (一)超过仲裁时效的仲裁请求是否构成“显然不具法律价值”?

  我国政府基于两方面的理由认为其仲裁请求“显然不具法律价值”,一是认为申请人仲裁申请材料支持其仲裁请求的事实只要“不可信、轻率、无理取闹、不准确”或者“存在恶意”,而无需达到“明显轻率或者荒谬”(patently frivolous or absurd)的程度;二是时效反对(temporal objections)。

申请人则认为“显然不具法律价值”仅适用于清晰明显的毫无根据的请求,其在意向通知和仲裁申请书中披露的事实满足中韩BIT第9(7)条的时效要求。

  (二)最惠国待遇条款是否适用于仲裁时效问题?

  中韩BIT第9(7)条规定“(缔约一方)投资者不得自首次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遭受损失或损害之日起3年以后提出仲裁请求”,同时第3条规定缔约一方应当在其境内给予缔约另一方投资者及其投资以不低于任何第三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的待遇(最惠国待遇条款)。仲裁庭采纳了我国政府关于申请人在2011年10月前以低价转让权益为其首次知道或应当知道损失或损害的仲裁时效起算点的观点,认定其于2014年10月7日向ICSID提交仲裁申请书时已经超过中韩BIT第9(7)条的时间要求。因此,关键在于中韩BIT第3条能否适用于仲裁时效问题。

  申请人认为最惠国待遇条款的作用系授权投资者援引其他条约中的实体权利(import substantive rights from other treaties),消灭时效原则在国际法以及很多大陆法国家(包括中韩)被认为是实体性而非程序性权利制度,即便将时效问题定性为程序性事项,以往ICSID仲裁实践亦倾向于适用最惠国待遇条款。

  我国政府则主要辩称中韩BIT第3条的适用范围限于“投资和经济活动”(investment and business activities),即该条解释的包括“投资扩张、运营、管理、维护、使用、收益、出售或其他处置行为“the expansion, operation, management, maintenance, use, enjoyment, and sale or other disposal of investments”,而不适用于争端解决事项,且申请人并未提供含有更为优惠的仲裁时效条款的条约。[1]
 
  二、仲裁庭意见

  关于争议焦点一,仲裁庭认可申请人主张的事实并未“不可信、轻率、无理取闹、不准确”或者“存在恶意”,而径直以仲裁时效已然经过,缺乏属时管辖权为由,接受了我国政府的初步反对意见。

  关于争议焦点二,仲裁庭认为中韩BIT第3条的字面文义已经清晰地表明最惠国待遇不能延伸适用至缔约一方与缔约另一方投资者的投资仲裁事项,特别是不能适用于中韩BIT第9(7)条的仲裁时效,文义解释已经足够清晰,没有必要进一步考虑其他观点或其他含有最惠国待遇条款的条约和条约实践。

  三、简短评析

  该案并未进入实质问题的审理阶段,仲裁庭在初步反对阶段即做出了驳回申请人全部仲裁请求的裁决,我国政府可谓全胜。该案所涉争议亦由我国房地产开发政策变动而引发,在供给则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还会发生深刻变化,不可避免地对外国投资者权益造成不利影响,投资条约仲裁案件可能面临多发局势,其他国家与我国情形基本相似,因此,无论是我国政府还是我国境外投资者有必要高度重视投资争议解决,维护国家利益和海外投资权益。管中窥豹,本案启示如下:

  第一,高度重视BITs文本的精细化研究。我国政府及代理人对本案所涉中韩BIT中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范围、“首次知道或应当知道遭受损失之日”、“提出请求”等关键术语的文义和体系解释,对仲裁庭支持我国政府的初步反对意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对外缔结的BITs数量众多,虽然具有较大的相似性,但相互间仍然存在着细微甚至重大差异,且结构和条款越来越复杂,然而,对于文本本身的研究还处于粗浅层次,约文的文义和体系解释的精细化研究远远不够,难以有效应对国际投资条约仲裁。

  第二,尽快熟悉国际投资仲裁规则,减少诉累和成本。有关国际投资争议解决的国际条约(如ICSID公约、MIGA公约和BITs等)不可能详尽规定仲裁规则,而由仲裁机构制定。本案适用ICSID仲裁规则,我国政府利用了该规则中的初步反对条款,成功地以申请人的仲裁请求“显然不具法律价值”为由,说服仲裁庭决定接受初步反对意见,并据此做出有利裁决,而没有被拖入实质审理阶段而徒费成本。

  第三,全面掌握国际投资仲裁案例。包括ICSID在内的仲裁机构和仲裁庭反复强调仲裁并无类似英美法国家的司法先例制度,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当事人还是仲裁庭,均会援引先前的裁决佐证、支持或论证自己的观点,其说服力不容忽视,如本案当事人在解释“显然不具法律价值”含义时均援引了Trans-Global Petroleum诉Jordan案的裁决等。
 
 
【责任编辑 刘耀堂(yaotangl@126.com)】
Tags: 阳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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